川本三郎《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與【革命青春】

這個故事訴說在一個大時代氛圍下，一個記者的內心獨白，視角是內縮的，那些不時閃過的近身歷史切片，如談話、如採訪、如一個人的獨旅，嚴厲而反覆叨念、批判自我，叩問「我是誰」。這樣的故事令人耽溺，角色衝突被具體化成新聞工作者與受訪者間的關係，除了關於專業倫理，也關於一種價值追尋。如今看來，依然是這樣重擊著我們本科系學生的內心，我們也這樣掙扎，在另一種時代氛圍下。

電影詮釋出的情態，讓我意外連結出一種想像。片中受訪者K（梅山／片桐）行為鬼祟，神經兮兮，不時出現油頭垢面。主角記者試圖追問、拼湊真相，並希冀得出一種結論，能將K定位成思想犯，卻又產生角色上的困境；另一方面也不斷掙扎記者與受訪者間的距離與信賴關係。這向來是新聞實務上常見的討論。

如此，類比到主角記者以「思想犯」否定「殺人犯」的情節。我於是聯想到，精神病患與諮商師或心理醫師間的關係。諮商師或所謂心理醫生傾聽病患，並寫下處方箋，完成診斷。其中，透過「分析、解釋」（病情）賦予病患一個較友善「認定」，如「躁鬱症」似乎正確性地、強大地「阻卻並取代」我們俗稱的「神經質」與「易怒暴躁」的詞彙。過程中，因為事關心理層面，醫業行規則多所限制，如由醫師「主導」晤面時間與地點甚或決定是否繼續，或如若逾越了醫病關係需立即停診等處理方式。專業「喊停」是切換式地決斷。相反的，一般人與人的關係建立，同樣複雜的但得以管道進展或者退後，存有程序上的溶接或退去。

相較之下，記者與受訪者間的距離，大抵在醫病關係與一般關係間遊走。

我在當《大學報》體育版記者時曾感受到類似的角色獨特性。我不熟悉很多項運動，常在場邊楞著望向場內，抽離感頓生；一道光譜儼然成立，我周遭的人：該項運動協會成員與體育選手家人，而更近一點的是教練或者裁判，最核心的通常是選手。我的困境是，我無法得知一位球員的歷程、一項運動的發展樣貌，但光譜上的所有參與者，他們擁有深淺不一的內部視角，使其熟稔並能有效解讀「所有的所有」。這亦表現在我採訪時總有責難般難堪，經常程度上相當冒犯地假裝有一種情誼／默契地追問受訪者感受，如「比起去年，你今天某一球閃神了一下，是不是剛從韓國比賽回來，還有點累。」之後更多的經驗才使我明白，體育記者不單只是累積採訪經驗，甚而會加入該項體育協會，與體育選手建立「關係」，久而久之，關係中的信任（彷彿朋友般）成為新聞稿中的內部視角，帶出深入以及脈絡的依承。彼時，我在做個案蒐集資料發現，美國體育記者，場邊第一排的位置，進入更衣室、換洗室，與球員一同坐巴士、飛機往返比賽，他們的關係正像朋友。

所以為了那份內部視角，記者需要去和受訪者成為朋友嗎？而朋友的定義在哪？怎樣的界線劃分出清楚的朋友關係？受訪者成為朋友，要如何客觀獨立報導？爭執點很多，也就無從定論了；從某種角度看來，關係是得游移在相當尺度上的。

革命青春（2011）劇照

回到故事上，我倒覺得執行上沒有這麼無從定見。應該說，故事中至少提供一個真實個案，讓這位記者過程中抽絲剝繭般尋覓出一個想法，他得以為自己的價值觀堅持，即便這個價值判斷確實又是一個難題，尤其又牽涉到受訪者真實性與欺騙的情節，才讓記者與受訪者間的關係變得無法掌握。當然，我看到一位既是文青又是記者的主角，那是那個時代下的氛圍，主角以相同的音樂、文學興趣作為與受訪者間誠信的基礎，又以這樣的誠信延伸成為彼此間的默契與信賴的想像；事後縱然全盤弄錯（記者自己遭到連累而入獄），但有一件事情至少不會錯，記者從頭到尾都這樣深刻地掙扎，是這個故事客觀事實上搞錯了真實的代表性的那樣的時代，但主觀精神上又何其確實在新聞從業的執行中體現出記者欲捍衛及思考所依循的價值，以至於堪稱上那樣的時代，這是讓我內心震動與信仰的。

另一方面，社會線記者呈現出的樣態，跟警察（白道）打交道，魚幫水水幫魚的互利，藉公權力介入以合理化記者與消息來源（警察）間的所有關係。這僅是一個故事切面，電影或書籍都刻劃不深，卻因主角的節節敗退產生反作用力潑了一桶髒水，或說映照出一種難言的黑暗面；寧可主角記者文青那樣潔癖與自溺，理解那樣而非同情，我們確實深深為此讚嘆與崇敬。

我會以為，我們需要多一點這樣的文青記者，總是能潔癖式地逼視自我，捍衛自己的價值信仰，同時又掙扎不已。而非同一套邏輯的詞彙，不斷套用與復刻，令社會保守以致於極端。這當然才是新聞自由的社會責任。這裡期許的是文青記者，卻非社會運動者。前者是紀錄者與說明者，透過擷取與轉譯甚至詮釋，使資訊內容產生意義，過程中價值與真實不斷詰問；後者是從政者，他們以行動具體實踐，過程中的力量與正義互相搏鬥。所以，我認為不應模糊記者與社運者的界線，或者說，他們身處同一場合不好區別、辨認，但他們遭遇困境不同，是會在不同的掙扎下做出選擇；不會是結果論至上的，縱然表面上做出一致的選擇，也無法等同考量了同樣的爭點。

上課前一邊讀著文本，一邊上網查了東大與京大的地位評價，結果是尷尬的，如同台大與政大。1960年代那樣的氛圍依舊引人興趣，我想那是因為，那種風潮的形成一再去挑戰現實體制下的運作，外觀上是一群人（社會化低，涉世未深的人）的集體運動，實際上卻是集體進行個人思辨的歷程，內容缺乏社會上的事故圓滑，尖銳地閃著動人、懾人的光芒，提醒或者衝撞，這個現實世界。

自我認同

這是一個嚴肅的話題；就一個習慣妄自菲薄的人而言，更是一個尷尬的、私密的、嚴肅的話題。 

文化盃我沒唱過。進來三年中，作過台下的觀眾，還寫了一篇自認暗渡陳倉新聞系的美好的新聞稿；後來，學生身兼記者忙得要死，冷冷寒風中窩居宿舍，打開IE看影音實驗室的盡責轉播，我看那個小小視窗，凝住，氣息與每一個音符；今年回家，自己周遭的朋友也不再是團員，但時間一到，在外頭的我滑著一篇又一篇手機上的動態，想知道，這回是否，還是我們。 

臉書上有很多則動態關於──我們。 

我於是想了很久：「我們」，要怎樣定義才合理合情。我的感覺與我的心態，總不太忍受「一起做事的感覺真好。」的說法，有時候當然是我一廂情願的認定，但大抵也與我自以為是的樣子有關──我或許也討厭這樣，但我確實是如此執行的。 

那些自命清高，反過來吞噬自己的尊嚴的時候，深深感到挫折與難堪，無力承受。 

今年宣布，傳院未來採不分系招生，消息一出，錯愕是反應的主要動力，舉系舉院的嘩然潮起。通常可以連結到的是，大環境亂且壞，有些人的樣子是疲憊的是思緒耗竭的但仍然是疾呼的是繼續擊鼓攻之的，有些人決定易幟且帶著大澈大悟或者痛定失痛的篤定要離開是非之地。相反的，決策者關心的，以他們的語言來說，是一種遠見與一種趨勢。臉書上有我的學長姊，以及我的同班同學，有些人縮小範圍問課程，什麼是自助餐？有些人擴大問決策者的思緒，為什麼是不分系？我觀察到的是，我們為什麼彷彿自亂陣腳，我們為什麼沒有信任基礎，我們為什麼這樣焦慮不安地面向未知的未來。 

這些或許是一種自我認同。我們的價值指向同一種想像，於是當想像被破壞時，你我終日惴惴不安，面向著未來。 

常常，我扮演多慮的人，我悲傷這樣的情勢，也悲傷自己的無能反抗。久了，我希望我自己看得開闊與放鬆，我需要去閱讀，或者去旅行，那些只屬於自己的空間中，說話或者思考，把生命的座標聚焦在「自己」，成為對世局的三隻猴子，成為對自己的四面佛。以後，小革命出現，微電影上演，打工旅行正夯。 

從前，革命是巨大反對，電影是長篇敘事，旅行是絕對遠行。只是當「我們」收縮了，微小了，這些定義逕自倒轉，反了。它們會是月之亮面與黑暗面嗎？同屬一個星球，卻有著不一樣的能量與溫度，有著不一樣的風景與隱喻。那同一顆星球的核心，交集著怎樣的態度與情緒。 

如果這樣說，新聞業從來不是太陽也不是北風，他只是一個反映著他者的月球。 

夜裡，看著月色，益發朦朧。 

自我認同之於我是難以言說的。如同月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