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訴說在一個大時代氛圍下，一個記者的內心獨白，視角是內縮的，那些不時閃過的近身歷史切片，如談話、如採訪、如一個人的獨旅，嚴厲而反覆叨念、批判自我，叩問「我是誰」。這樣的故事令人耽溺，角色衝突被具體化成新聞工作者與受訪者間的關係，除了關於專業倫理，也關於一種價值追尋。如今看來，依然是這樣重擊著我們本科系學生的內心，我們也這樣掙扎，在另一種時代氛圍下。
電影詮釋出的情態，讓我意外連結出一種想像。片中受訪者K（梅山／片桐）行為鬼祟，神經兮兮，不時出現油頭垢面。主角記者試圖追問、拼湊真相，並希冀得出一種結論，能將K定位成思想犯，卻又產生角色上的困境；另一方面也不斷掙扎記者與受訪者間的距離與信賴關係。這向來是新聞實務上常見的討論。
如此，類比到主角記者以「思想犯」否定「殺人犯」的情節。我於是聯想到，精神病患與諮商師或心理醫師間的關係。諮商師或所謂心理醫生傾聽病患，並寫下處方箋，完成診斷。其中，透過「分析、解釋」（病情）賦予病患一個較友善「認定」，如「躁鬱症」似乎正確性地、強大地「阻卻並取代」我們俗稱的「神經質」與「易怒暴躁」的詞彙。過程中，因為事關心理層面，醫業行規則多所限制，如由醫師「主導」晤面時間與地點甚或決定是否繼續，或如若逾越了醫病關係需立即停診等處理方式。專業「喊停」是切換式地決斷。相反的，一般人與人的關係建立，同樣複雜的但得以管道進展或者退後，存有程序上的溶接或退去。
相較之下，記者與受訪者間的距離，大抵在醫病關係與一般關係間遊走。
我在當《大學報》體育版記者時曾感受到類似的角色獨特性。我不熟悉很多項運動，常在場邊楞著望向場內，抽離感頓生；一道光譜儼然成立，我周遭的人：該項運動協會成員與體育選手家人，而更近一點的是教練或者裁判，最核心的通常是選手。我的困境是，我無法得知一位球員的歷程、一項運動的發展樣貌，但光譜上的所有參與者，他們擁有深淺不一的內部視角，使其熟稔並能有效解讀「所有的所有」。這亦表現在我採訪時總有責難般難堪，經常程度上相當冒犯地假裝有一種情誼／默契地追問受訪者感受，如「比起去年，你今天某一球閃神了一下，是不是剛從韓國比賽回來，還有點累。」之後更多的經驗才使我明白，體育記者不單只是累積採訪經驗，甚而會加入該項體育協會，與體育選手建立「關係」，久而久之，關係中的信任（彷彿朋友般）成為新聞稿中的內部視角，帶出深入以及脈絡的依承。彼時，我在做個案蒐集資料發現，美國體育記者，場邊第一排的位置，進入更衣室、換洗室，與球員一同坐巴士、飛機往返比賽，他們的關係正像朋友。
所以為了那份內部視角，記者需要去和受訪者成為朋友嗎？而朋友的定義在哪？怎樣的界線劃分出清楚的朋友關係？受訪者成為朋友，要如何客觀獨立報導？爭執點很多，也就無從定論了；從某種角度看來，關係是得游移在相當尺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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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青春（2011）劇照 |
另一方面，社會線記者呈現出的樣態，跟警察（白道）打交道，魚幫水水幫魚的互利，藉公權力介入以合理化記者與消息來源（警察）間的所有關係。這僅是一個故事切面，電影或書籍都刻劃不深，卻因主角的節節敗退產生反作用力潑了一桶髒水，或說映照出一種難言的黑暗面；寧可主角記者文青那樣潔癖與自溺，理解那樣而非同情，我們確實深深為此讚嘆與崇敬。
我會以為，我們需要多一點這樣的文青記者，總是能潔癖式地逼視自我，捍衛自己的價值信仰，同時又掙扎不已。而非同一套邏輯的詞彙，不斷套用與復刻，令社會保守以致於極端。這當然才是新聞自由的社會責任。這裡期許的是文青記者，卻非社會運動者。前者是紀錄者與說明者，透過擷取與轉譯甚至詮釋，使資訊內容產生意義，過程中價值與真實不斷詰問；後者是從政者，他們以行動具體實踐，過程中的力量與正義互相搏鬥。所以，我認為不應模糊記者與社運者的界線，或者說，他們身處同一場合不好區別、辨認，但他們遭遇困境不同，是會在不同的掙扎下做出選擇；不會是結果論至上的，縱然表面上做出一致的選擇，也無法等同考量了同樣的爭點。
上課前一邊讀著文本，一邊上網查了東大與京大的地位評價，結果是尷尬的，如同台大與政大。1960年代那樣的氛圍依舊引人興趣，我想那是因為，那種風潮的形成一再去挑戰現實體制下的運作，外觀上是一群人（社會化低，涉世未深的人）的集體運動，實際上卻是集體進行個人思辨的歷程，內容缺乏社會上的事故圓滑，尖銳地閃著動人、懾人的光芒，提醒或者衝撞，這個現實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