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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31

理解的可能視角:《怒》讀書及觀影心得

《怒》書封(聯經)

 

不久前,看到西藏僧人自焚的新聞,那時候我真的不解,他那種寧死不屈的心情,到底是種甚麼樣的感覺。應該不是痛恨至極,或是悲傷、或是可憐這種簡單可以說明的吧?他想表現的是,我是來真的,我是真的生氣了。可是,難道除了死之外,沒有別的方法讓別人理解嗎?……但我想也許不行吧。讓別人理解自己的認真,可能很困難吧。因為認真或不認真,不能用肉眼看到。…… 
(《怒》,頁169


我一直覺得,吉田修一的小說有著電視劇般的質感,能在腦海裡清晰浮現角色之間的相處應對,自然而然承接下去的對白栩栩然出現了聲音與畫面。比起《路》如【海角七號】那種走停遛達的閒適節奏,盡由緣分巧合拼湊順勢得以收拾完整的一目瞭然,《怒》則像是那些最好的電視劇,擁有一個令人失落的結尾,你我的人生未能一如往常地從故事裡獲取到實在而膚淺衝動的鼓勵;相反的,並非等不到雨過天青的故事結局,而是只能平淡無奇地承認無法彌補的事實,是帶著一定程度不甘願地認知到,過錯的鑄造已然決定於懵懂的當初,無可避免也不能回溯。

揪心的是哪一段呢?我試著排行。是青澀高中戀情的殞落,是同志家人終於還是缺席了,是壞掉的胖女孩尋覓幸福的自我懷疑。

他們都擁有少數但堅定的家人。亡命天涯的泉有一個姿態更低的媽媽陪伴,尋找人生伴侶的優馬有哥哥與友香又近又遠的關照,而愛子有明日香及爸爸堅實卻無言的守候。然而,這些角色的共同點是認為自己不可能被愛。是看輕自己還是看清自己呢?我想自己或也是這樣的檢視過,不久便從生活裡層出不窮的衰事與厄運得出後者這樣的答案。

開始學習把話說得不以為然,輕巧避開可能赤裸的時刻;我以為這也是一種成長的事實,因為我們不想再讓自己受傷了。串起這本書的其實是一起兇殘命案,不免理解到這可能也是一則隱喻,究竟莫名的巨大而空無的惡意,起源為何?風暴來襲之時,如何度過這種撕裂的破壞,不可承受的浩劫。那柔軟而易碎的自我意識,可以有多少把握以支持我們走多長的路?

《怒》大概是這種反撲力道的展現。在我的理解中,殺人犯最後被辰哉「解決」,是最沉痛的一幕。關於相信不相信,害怕被自以為理解而且信任的人背叛;而我們賴以生存的其實是某種堅信的價值而已,尤其存在渺茫不可捉摸的人際關係──正因為那是我們朝思暮想的,現在的模樣,對抗不生存的所有理由。

那種永不言敗的絕望姿態,就是這樣來的。 
John Berger,《留住一些親愛的的》)

無論如何,老調重彈的反省,你唯一縫補的可能,就是重新去愛上,說服自己能夠衷心相信某一個人,某一件事。《怒》潛伏並伺機於一個深沉的夜色,一個街角巷口的午後,一個溼冷季節正要遠離之際;於孤獨轉換成妄想,於尋常醞釀衝突,於陰霾應散未散的徘徊。對我而言,不能只會愛自己,重複並麻木不仁地運用「做自己」的修辭伎倆,而要一直去尋找,停駐於眼神的光芒的各種可能。



電影「怒り」予告


觀影心得(2016.10.14 補充)

一開始並不抱持著多大期待,畢竟那是三條均衡等重的故事線,如何不成為拼貼片段的流暢敘事。我害怕的,是電影曲解掉這「等重」的三種視角。對於理解橫亙其上的絕望,應該是原著試以三方面加以詮釋,加以力道而能闡明意涵,加以柔焦而能紓解情節。原著作者吉田修一其實投以等量齊觀的注視,冥然中給人一份守護感,那是,世界很大,但我們卻很少覺得我們屬於這個世界,那一份毫無理解可能的孤立與其無助,原著作者用三條故事,等重發動,等重協商,等重觸動。但是意外地,電影有呈現出這一份「等重」,適恰地透過畫面切轉,調度之間,成功支持起三條故事線的互文性基礎。不能太刻意,猶如文本對照;不能太輕忽,猶如獨立故事。兩種可能,都會導致等重卻是承攘彼此意味的「一個故事」斷裂或崩塌。

我不太喜歡一種說法,就是整齊的演員卡司,整齊的演功。這好像是最近幾篇影評中常提到的評價。但這未免太忽視敘事於其間的作用了。或許讓觀眾感受到的,是這些角色不可共量比擬的生命困頓,故而直截以為是演技,但更可能的是,這根本不存在比較的意義,因為這是一整個故事,人類自然講述故事的方法,當我們提及相關案例以理解,那是參照體系,是對照座標,基於理解的本能,在整個星系宇宙習焉試圖理解自己,而假以眾多他者生命,供以推進理解的可能。講白一點,我們如果真的理解了,說者,說故事的人,他想要表達的意味;在【怒】這部電影中,三個以為是獨立於日本三個所在地故事,透過文本敘事,曾經是小說而今是電影,都要說一個,什麼叫做絕望的姿態,因為絕望失去信任的可能的人們,在我們的生命之中,原來存在。而且,不只是他們。

如果硬要指出一個缺憾,是在沖繩故事裡,辰哉的憤怒似乎並不足已構成。那一剎那的崩解,發生在失去對化名田中的信任時,絕對不僅是對於泉基於「朋友」的愧歉,更是因為在小說中,高中生田哉其實是喜歡泉的,而泉也是知道這份心意。那一種單純的喜歡最終還是遇上這悲哀極痛的事故,輾壓式蹂躪,早先暗示了,隱喻在這遭受美軍佔據的蔚藍海域。


電影【怒】劇照:藤田優馬(妻夫木聡 飾)
此外,優馬的身世其實也是被電影給帶過了。成長於單親家庭,兒時與母親的相處糾葛,這在許多理解同志的生命感受,是很重要的。或許很多人容易了解,優馬表現出的那份驚嚇——在他接到警方的電話時——但那絕非單是出於恐懼直人會否就是兇殺案的兇手(表面上,是的)。而是,在他苦心孤詣的生命歷程裡,他向來且用力護持的,至少外觀上呈現完整無瑕予人強大的生命力度,比如展現在中年男子的性吸引力上,他無懈可擊,但這一切盛裝打扮,其實是因為對於這個世界,基於赤手空拳的一種虛張,偽飾。而今,走到這個故事裡面,對他而言,是疲於試探各種情感與自我理智的那一刻。

我認為,這一份關注,是溫暖所在。這一個故事給予一個提醒,可以理解的可能,甚至是關於絕望;但是這個理解的起點,就在於承認絕望。這講來矛盾,所以需要三個,或者更多的故事去說明。我應該承認,這個作者到這個導演,講了一個我需要也想聽到的故事。


坂本龍一 「許し」(forgiveness)[soundtrack]


2012/12/13

川本三郎《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與【革命青春】



這個故事訴說在一個大時代氛圍下,一個記者的內心獨白,視角是內縮的,那些不時閃過的近身歷史切片,如談話、如採訪、如一個人的獨旅,嚴厲而反覆叨念、批判自我,叩問「我是誰」。這樣的故事令人耽溺,角色衝突被具體化成新聞工作者與受訪者間的關係,除了關於專業倫理,也關於一種價值追尋。如今看來,依然是這樣重擊著我們本科系學生的內心,我們也這樣掙扎,在另一種時代氛圍下。

電影詮釋出的情態,讓我意外連結出一種想像。片中受訪者K(梅山/片桐)行為鬼祟,神經兮兮,不時出現油頭垢面。主角記者試圖追問、拼湊真相,並希冀得出一種結論,能將K定位成思想犯,卻又產生角色上的困境;另一方面也不斷掙扎記者與受訪者間的距離與信賴關係。這向來是新聞實務上常見的討論。

如此,類比到主角記者以「思想犯」否定「殺人犯」的情節。我於是聯想到,精神病患與諮商師或心理醫師間的關係。諮商師或所謂心理醫生傾聽病患,並寫下處方箋,完成診斷。其中,透過「分析、解釋」(病情)賦予病患一個較友善「認定」,如「躁鬱症」似乎正確性地、強大地「阻卻並取代」我們俗稱的「神經質」與「易怒暴躁」的詞彙。過程中,因為事關心理層面,醫業行規則多所限制,如由醫師「主導」晤面時間與地點甚或決定是否繼續,或如若逾越了醫病關係需立即停診等處理方式。專業「喊停」是切換式地決斷。相反的,一般人與人的關係建立,同樣複雜的但得以管道進展或者退後,存有程序上的溶接或退去。

相較之下,記者與受訪者間的距離,大抵在醫病關係與一般關係間遊走。

我在當《大學報》體育版記者時曾感受到類似的角色獨特性。我不熟悉很多項運動,常在場邊楞著望向場內,抽離感頓生;一道光譜儼然成立,我周遭的人:該項運動協會成員與體育選手家人,而更近一點的是教練或者裁判,最核心的通常是選手。我的困境是,我無法得知一位球員的歷程、一項運動的發展樣貌,但光譜上的所有參與者,他們擁有深淺不一的內部視角,使其熟稔並能有效解讀「所有的所有」。這亦表現在我採訪時總有責難般難堪,經常程度上相當冒犯地假裝有一種情誼/默契地追問受訪者感受,如「比起去年,你今天某一球閃神了一下,是不是剛從韓國比賽回來,還有點累。」之後更多的經驗才使我明白,體育記者不單只是累積採訪經驗,甚而會加入該項體育協會,與體育選手建立「關係」,久而久之,關係中的信任(彷彿朋友般)成為新聞稿中的內部視角,帶出深入以及脈絡的依承。彼時,我在做個案蒐集資料發現,美國體育記者,場邊第一排的位置,進入更衣室、換洗室,與球員一同坐巴士、飛機往返比賽,他們的關係正像朋友。

所以為了那份內部視角,記者需要去和受訪者成為朋友嗎?而朋友的定義在哪?怎樣的界線劃分出清楚的朋友關係?受訪者成為朋友,要如何客觀獨立報導?爭執點很多,也就無從定論了;從某種角度看來,關係是得游移在相當尺度上的。

革命青春(2011)劇照
回到故事上,我倒覺得執行上沒有這麼無從定見。應該說,故事中至少提供一個真實個案,讓這位記者過程中抽絲剝繭般尋覓出一個想法,他得以為自己的價值觀堅持,即便這個價值判斷確實又是一個難題,尤其又牽涉到受訪者真實性與欺騙的情節,才讓記者與受訪者間的關係變得無法掌握。當然,我看到一位既是文青又是記者的主角,那是那個時代下的氛圍,主角以相同的音樂、文學興趣作為與受訪者間誠信的基礎,又以這樣的誠信延伸成為彼此間的默契與信賴的想像;事後縱然全盤弄錯(記者自己遭到連累而入獄),但有一件事情至少不會錯,記者從頭到尾都這樣深刻地掙扎,是這個故事客觀事實上搞錯了真實的代表性的那樣的時代,但主觀精神上又何其確實在新聞從業的執行中體現出記者欲捍衛及思考所依循的價值,以至於堪稱上那樣的時代,這是讓我內心震動與信仰的。

另一方面,社會線記者呈現出的樣態,跟警察(白道)打交道,魚幫水水幫魚的互利,藉公權力介入以合理化記者與消息來源(警察)間的所有關係。這僅是一個故事切面,電影或書籍都刻劃不深,卻因主角的節節敗退產生反作用力潑了一桶髒水,或說映照出一種難言的黑暗面;寧可主角記者文青那樣潔癖與自溺,理解那樣而非同情,我們確實深深為此讚嘆與崇敬。

我會以為,我們需要多一點這樣的文青記者,總是能潔癖式地逼視自我,捍衛自己的價值信仰,同時又掙扎不已。而非同一套邏輯的詞彙,不斷套用與復刻,令社會保守以致於極端。這當然才是新聞自由的社會責任。這裡期許的是文青記者,卻非社會運動者。前者是紀錄者與說明者,透過擷取與轉譯甚至詮釋,使資訊內容產生意義,過程中價值與真實不斷詰問;後者是從政者,他們以行動具體實踐,過程中的力量與正義互相搏鬥。所以,我認為不應模糊記者與社運者的界線,或者說,他們身處同一場合不好區別、辨認,但他們遭遇困境不同,是會在不同的掙扎下做出選擇;不會是結果論至上的,縱然表面上做出一致的選擇,也無法等同考量了同樣的爭點。

上課前一邊讀著文本,一邊上網查了東大與京大的地位評價,結果是尷尬的,如同台大與政大。1960年代那樣的氛圍依舊引人興趣,我想那是因為,那種風潮的形成一再去挑戰現實體制下的運作,外觀上是一群人(社會化低,涉世未深的人)的集體運動,實際上卻是集體進行個人思辨的歷程,內容缺乏社會上的事故圓滑,尖銳地閃著動人、懾人的光芒,提醒或者衝撞,這個現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