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朋友，師長，知識那樣相信。我如斯相信他們所相信的。
島嶼鎮壓的，正是我完整的信仰。
（回到台中家裡，總感到時光凝滯，牢固地，無憂地，無條件地，包容著，豢養著，所有關於自我的，虛無如習性，精準如起居。這樣的時空裡療癒，並漸漸復原。）
從濟南路回來以後的日子，在最深的夜裡，斷續流離在患得患失的夢魘之中。都說時間是解方，天氣轉晴或許也是。轉瞬白光在窗外鳥鳴聲中渙散整個寢室。如果看得見自己，那是一張低沉慘惻的臉，遊魂般不知該到哪處，做些什麼。昨日煙硝聲還不曾止歇地跑馬在你連結世界的平台上，疲憊又如何，合該悲觀的是，它們始終平行且悖於現世中某種利益聯合虛構的真實，羅織的謊言；恍恍惚惚地，我想，確實是這樣，嘲弄著你四年以來的所謂專業技藝，學養智識。
時間是解方，天氣轉晴或許也是。換上短袖，在起風的午後下山上課。坐在道藩樓離島階梯教室內，天光沿兩側窗簾框底淌入時，李福鐘老師正在放映楊德昌1991年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許多場深黯夜色中，只找到一枚光源，也只有一晚夜色是柔和的，其他的多是抑壓與失落。導演的主觀鏡頭讓觀眾也陷落故事中的無解，以為黑影中的青春身影可以對照出我們的信仰。曾幾何時，小四爸意氣風發地告訴他：「如果一個人還要為他沒有犯過的錯誤，去道歉，去討好的話，那這種人，甚麼事情做不出來？」
小四爸的神情，恍然間讓我想起，前幾天，抱病上課的沈宗倫老師講到氣憤之處，拉下口罩說到：「你說我的學生是暴民，我絕對跟你翻臉。」
重讀蔣勳2009年出版《生活十講》中〈新官學〉這章，「官學不是不好的，不好的是腐敗的、壓迫性的官學，牢固到讓個體根本不敢承認，他本來就存在的個性。」此時此刻，我竟覺得，他某程度上回答並紓解了上面的質問與難過。這本書收錄作者上個世紀90年代主持警廣節目「文化廣場」中的談話，他指出台灣定位的價值正在於邊陲，游離，而得以挑戰，比如城府森森的官學。
27日在返家的高鐵途中，我滑著手機，點進香港《明報》賈葭的〈當中國硬道理遇到臺灣小清新〉，這篇細數島嶼民眾在發展主義下的掙扎，士林王家、美麗灣及大埔事件等。他寫道：「一些小清新們認為台灣的服務業具有文化上的不可複製、不可代替的特徵。比如濃郁的人情味兒、獨具特色的巷弄小店、精緻的創意產業，其背後有轉型以來二十多年的多元文化的價值支撐，如果被簡單的叢林法則和實用主義所代替，傷害的是多年以來的文化價值成果──這恰恰是台灣人轉型後最引以為傲的東西。」
90年代至今，他們彷彿同聲相應。
狼煙四起時，利益攏絡下的權柄者、話語者那邊在鏡頭前對多數人演說謊言、扭曲真相，這頭藉由「官學」中的秩序、禮貌、空洞的法治鎮壓一個又一個獨立自主的真誠心聲，衷心信仰。到頭來，是否體現了楊德昌電影中的沉重指控；我們多少害怕，太陽花學運若是失敗，在我們之中，有人將淪為從警備總部回來的小四爸，而有更多的小四們，失去了理想的倚靠──於焉成為失落的一代。
補記：
330當日五十萬人走上凱道，當政者仍置若罔聞，整體習焉「和諧社會」的群眾亦視若無睹。4月2日文化部長龍應台回應：「這次學生運動思想層面非常薄弱。」不由得想起，郭力昕老師在2003年對她文章中展露對民主意識的淺薄無知的批判，在〈一覺回到解嚴前：我看龍應台的〈五十年來家國〉〉中直言，「台灣成人世界與主流社會之集體偽善與集體說謊的能力，舉世罕見。」十一年過去了，龍應台絲毫沒有檢討、反省以至於學習的能力；反觀，廖玉蕙教授寫下〈談學運的守禮與守法〉，文中未見令人困惑的政治語言，而是身體力行的懇切體悟，直達民主深意。
清明時節，霪雨霏霏，眾人在整個春季力掙扎。窗外枝葉青綠嬌嫩，滿佔樹頭，但見滿天白晝漠然以對。在最喧囂的日子裡，校園寂靜，周身荒涼的你好想抱住什麼，真真切切的，只要能證明些什麼，向著小四那樣，我想懂多一點，撐住自己久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