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後現代立場論事，問題本身並非全球的，而是問題被全球化了，各國內政遂成為全球事件——外部化而超乎了國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負責，需要負責。
我們這代人鄙夷結構。凡稱結構，即非個人可以負責／可能歸責於個人的範疇。全球化模式，正是將問題提升到結構層次，彷彿看得見，但無法觸摸／解決——畢竟沒有國家能夠「單一」地負責，例如EU、WHO、世界銀行這類巨碩空無靈壓一般的集權存在，言必稱，對話、開放、合作；久之，它們習於視而不見個體的病灶，甚至堅決反對，針對個體作出（負責任的）評斷——唯恐被控，歧視；它們毋寧一次又一次宣言，任其形狀，虛浮，飄渺，似乎無人之境。
結構，或者在全球地理的行政尺度上，作為國界。本該是我們可以發力的對象。對象才是施為者，能動性、可行性、機緣的權力主體。
與疫情爭烈的種族議題。誠Banksy明言，終究是白人的問題（“This is a White problem.”），我們尚且得置外而明確地感覺到，那是「黑白問題」，甚至切入槍枝政策等本土脈絡的理解，那是「美國的黑白問題」。其他有色人種，乃至其他國情如何介入？本島「知識型」（第三世界終究以技術型為主但不見長）教授、「覺青」podcaster、美國土身土長的「華裔」大學生（中文版連署書奇妙地銜接到「東亞病夫」修辭的國仇家恨），或者亦曾被黑人歧視好一番的中國球星傑瑞米，仍須（我們善良地假設有此「必須」好了）在此話題上站隊，心懷異己地發言。這就是全球化的魔力。
進一步來說，聲援抑或「成為」（通常是後知後覺地意識到）事件內部的人，是對「感同身受」的宣稱或要求的差別立場——假裝這是同一碼事的人，是對自身立場本身的不誠實或不成熟。在香港黑警與＃BLM兩事件可以看出差別；很正常地，島民恰好與第一世界立場相對的。太多人混淆這個前提，只在乎發言，而不在乎發言位置，雙方皆有所不解，氣憤——我則因此氣憤。發言位置不如發言內容重要，目的地比出發點要緊，不問出身只管選邊——這無疑是一種全球化情結，積極地抹除地域與個體的原生連結；畢竟任何連結都唯恐遭控，歧視。
（但譴責偽善於利害折衝的機會主義份子如國王詹姆士，則殆無疑義，此乃真正歧視——在他眼中，港人及各種各樣遭中國迫害的人doesn’t matter。）
在全球化構造的虛擬實境共同體中，執迷於說不清而關鍵的「遠景」，使得好高騖遠的侈談風氣蔚為主流（大白話就是「政治正確」）。與此同時，權力／責任真空的「國家」除了「說法」無事可「做」，溝通對象大而無當（一片空谷跫音）的個人則無止境地消耗在數位燭光的擺拍。社會呢？由各種身份（比如政治上的「公民」）集合而成的社會，早已作為結構的實現／現實而被全面否定掉了；因為我們只在乎誰是誰，而非誰是什麼身份——唯恐後者也算是，歧視。
關於性別的身份政治，抑或如今只能空一格挪抬地談論「性別」？深櫃恐跨《哈利波特》創生者甘犯一等眾左文青，眾叛親離（＃白人好忙）。無奈的是遙看這些對質語言，淪落名利場的混戰而廓清無望。私以為，流動是對於非片刻狀態的歷／總時描述，關係裡的個人仍可也應該具備性別與性向——但似乎在激進主義的標舉下（佈滿「歧視」地雷），「差異」 ／「細節」愈來愈不可談述，對於那些無意、無法理解的沉默大眾，唯有走向不由／容分說的模糊性這條「正確」道路，難道這樣才真正精確而「自由」了？——某種戰後華人美學（「亞洲價值」旗幟升起）的既視感，召喚大東亞共「儒」圈最高品質，不言、不聽、不看，彷彿不存在而恍惚和諧，共識在於沒有共識，按呢敢好（án-ne kám hó，華語：這樣好嗎）？
所以時值陣雨無用地澆淋燒灼的鬱悶六月初，高雄人（沒錯話題就是這麼截然而瞬然地抵達了邊緣島國的沒落港城）能夠藉由集體憶起（reacll）以展現「市民」之身份政治的意涵（或者對照聲稱這是「民粹」），撤回（recall）一年以前低級而駭人的決定。如此撥亂反正，拳拳到肉，委實反全球化到不行，我真是（出乎意料地）佩服不已。這是一起純屬本土個案，2020年國際情勢下的小確幸。
小確幸真是地震、颱風、祖國三大災害環伺下島國仍得維繫下來的本命特產（無誤）。
自由，真正的自由是，甘願我們每一個人對能為自己的身份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