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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15

年假Tóibín二書:《布魯克林》《諾拉.韋布斯特》

趁年假,補看完Colm Tóibín的《布魯克林》(Brooklyn)與《諾拉.韋布斯特》(Nora Webster),不禁要辯稱,Tóibín的書誠然適合,過分延宕而後銜接地斷續閱讀,文字貼己深沉,「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是內斂者的獨白饗宴——停下來,只為佇留在那濃鬱氛圍裡,孑然感受;每回重拾書本,以為自己都忘了,人物,前情,背景,卻能在未及意識以前,復然沒入主角的生命情境。

《布魯克林》改編電影《愛在他鄉》(2015)劇照(來源:The Guardian

《布魯克林》跨洋雙城,格局堪當大銀幕,果真也拍成了電影;在前面章節裡,甫入社會之人如我得輕易代入主角艾莉絲,感同身受,隻身煎熬起頭的困難,但情節過中段後,我殘忍地發覺,正是主角的姊姊若絲猝然早逝,如此「前」提下,解放了故鄉/母親對適值人生芳華的艾莉絲的牽連,拖累——艾莉絲回老家永遠地告別了亡姊,作為釐清,不啻也告別往昔的自己,纏綿而渾噩,故里此去,明白就是斷開一搏,下定決/狠心才有自我的前景可期。

《諾拉.韋布斯特》原文版

《諾拉.韋布斯特》則是一地周旋,成人如何應付日常與無常,身分與責任,消極與振作——敘事與口吻淡然無波瀾,卻是點滴漣漪,像是那些至多不逾六集的無名BBC鄉村劇,意外好看,輒心事重重卻又誠心實意。其中,沒有青春飛揚點綴,不行天真可愛,卻也非庸常世故而淪教條陳腔,踏實直面,其實有些心酸,我們可都知道故作堅強,即是過日子,把日子好好過下去。

我可想像,大多人可連結《布魯克林》那樣離鄉背井迢赴大城市拚搏的心路歷程。我只意外自己更喜歡《諾拉.韋布斯特》:故事發生在北愛紛亂未止時,一名愛爾蘭遺孀,在鄉民與親友睽視下,長、次女雖已成人,還是求學定位人生的前置階段,為人母、長姊及至晚輩的Nora仍須把握自己,兩稚兒尚待她拉拔——其間,言或不言,傷或不傷,想或者就不想了;動人在於,她不屑也不會是展開人生新章這種廢話,而是修補,不放棄尋找之姿的修補——這些年來,始終護捧著一家易碎與已碎的心,「好轉」委實是太輕巧的闡釋,她到底已無比使勁地將人生的局面自防守轉向了進取,且讓羽翼之下的豐滿離巢。

於我,我看向自己,終其一生,都無能回報那樣的厚愛。

生命離開了,取而代之的是長久以來的醞釀,流連著,然後淡去,被其他東西取代。(頁307)

她心想,康納永遠都會這樣,長大後照樣會為大小事情煩惱,會從人間百態尋找事物出錯的跡象。(頁326)

摘自Colm Tóibín《諾拉.韋布斯特》(Nora Webster, 2014)(宋瑛堂譯,2015)

喜歡Colm Tóibín作品,實是那深沉而悠長的諒解,無邊溫柔,慰藉心底。




2019/09/30

約翰波恩《慍怒》介紹

讀後,上網試圖搜尋John Boyne《慍怒》(The Heart’s Invisible Furies)的介紹(李昕彥譯,2019,凱特文化)。但除了書商通路制式介紹以外,只有《中央社》發了一篇(業配?)。關於此書中文的數位足跡仍不多,所以不揣淺陋發文了。

這是一本不薄的小說,但相對其試圖呼應社會現實的歷史本身,又其實輕巧了。整部故事誠實地以一人物(Cyril Avery)之生命脈絡去複寫愛爾蘭同志權益的境況,真實性強化於敘事中提及不少至今仍是真實鮮活的社會名人。故事起自「恥辱」(Shame)是二戰結束的1945年,「後記」(Epilogue)則收在2015年的「遠航之船」(Beyond the Harbour on the High Seas),正是同年5月24日,長期受天主教把持的愛爾蘭成為了全球「第一個經由全民公投而非國會投票完成婚姻平權的國家」。

作者引述同祁家威那樣的人,是年逾七秩的愛爾蘭參議員David Norris的話,他以一生職志所爭取到手的權益最終還是來不及了:

對我來說有點遲了。我花了這麼多時間把船推下水。但是自己卻沒有跳上船。如今船已經離港在海上運行,不過看著心情也好(頁617)。

愛爾蘭出身的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以著述《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成一家之言。此書譯者吳叡人是中研院學者,他的引介提醒著讀者愛爾蘭與台灣有著一定的相似性。同樣是美麗海島,同樣傍身帝國陰影,同樣有著自己不可解的悲情。

亡國感沉重的此際,我們當然還是會明白,彼此的差距有多大。同婚公投結果就差上許多了——無論是島民的反智還是中華傳統禮教(互為因果),其戕害都更勝!

回到文學,先從柯姆‧托賓(Colm Tóibín)的《黑水燈塔船》(The Blackwater Lightship)看到這本《慍怒》;兩位愛爾蘭同志作家的聲名都已遠播好萊塢,前者小說《布魯克林》(Brooklyn)改編為電影《愛在他鄉》,John Boyne則是《穿條紋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可惜的是,兩部大作都無涉同志議題。

讀著《慍怒》,彷彿能看見書中每一個人物,追劇那樣地迫切希望結局安好⋯⋯事實卻是,情節緊接而成的破碎澈底成了沒完沒了的密集情緒勞動(自私的主角在美國的某日幾乎同時地失去生命中唯二的摯愛男孩)。主角最終在腦瘤的病徵中重逢了前半生心儀的少年,左一句右一句恍惚的對話,寫在讀者的心上,溫暖的像是午後透過玻璃的陽光。

「朱利安?」我說。
「哈囉,西羅爾。」
「是你,對嗎?」
「當然是我,不然會是誰?」
「但是你已經死了。」
「是啊,我知道。」

在結束的時候開啟,J.K. Rowling這樣藉著老校長遺物向Harry Potter提示。《慍怒》以一個人的生命遭遇承受作者要控訴的家國歷史,亦是在結束的時候方才開啟。這讓我明白,認知到生命的結構,而這無疑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解方。